最近有个记者微博爆料说，某公司平板电脑新品开发布会，问答环节公关人员精心准备了问题，其中有两个特别有意思：1、新产品可以说是平板中的劳斯莱斯，您怎么看？2、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设计一款划时代的产品呢，有没有自豪感？

　　公关人都知道，媒体发布会后，找几个关系好的记者，安排几个“肉麻”的问题活跃气氛传递信息，都很平常。可是，这事儿拿到微博上一说，为什么就感觉这么？那些原本认为理所应当的公关营销手段，在这个新媒体横行的时代，正在成为别人的笑谈。

　　环境确实不一样了，按照原来的路子做公关营销，不仅越来越可笑，而且必死无疑。这也让一线媒体人和媒体管理者们在近几年越来越有一种集体焦虑，传统媒体的路该怎么走？新媒体的勃兴让这种焦虑变成狂躁，媒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离传统媒体，要么转型互联网，譬如杨锦麟；要么转新媒体，如程苓峰、罗振宇；要么创业，如网易系。

　　　　在应对中反客为主

　　好在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有趣的探索：

　　1、阿里巴巴

　　阿里巴巴最近在应对“新CEO人选”传闻时，没有走老路。

　　支付宝CEO彭蕾接班阿里巴巴CEO的传言由前支付宝员工冯大辉在微博上的一段话引发，他透露，支付宝CEO彭蕾已经开始担任阿里集团CPO，并猜测这有可能是在为彭蕾接班阿里集团CEO做准备。这样的传言由微博引发，迅速传遍网络。

　　这则传闻的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：，给彭蕾自己造成影响；第二，让支付宝员工的心态发生变化；第三，让阿里巴巴CEO接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

　　传统的做法是怎样？要么辟谣，要么不理。

　　先说不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处在舆论漩涡的中心，不理就是默认，这显然不是阿里巴巴要的结果。

　　再说辟谣。媒体公信力正在逐步瓦解，媒体说“不”的事情，公众往往会认为“是”。在有过几次政府辟谣删微博的经历之后，公众对辟的谣和删的稿反而深信不疑。“谣”越辟越黑，反而加速了传闻的传播。

　　支付宝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：由彭蕾自己在内网发个帖，然后由支付宝的公关陈亮转到微博上。这不能阻止传闻的传播，但这个帖的内容比传闻更有料，加上了和孙彤宇离婚复婚那一段，很快这则“说明”就盖过了传闻。

　　这是近段时间以来看到的应对传闻的处理方式，没有之一。

　　2、加多宝

　　去年5月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，加多宝的母公司停止使用“王老吉”商标。今年1月，加多宝凉茶的广告语又遭法院禁令。在加多宝和广药集团的诉讼中，加多宝一直处于劣势。但“对不起体”系列微博看似道歉、实则叫屈，利用这种劣势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情感反弹，赢得了诸多同情。

　　老套的做法是怎样？不外乎几点：，法务上反诉王老吉垄断、霸权；第二，痛斥王老吉不正当竞争；第三，曲解禁令，玩文字游戏改改广告词继续上，最狠的无非是揭露法院和王老吉相互勾结的利益关系。

　　传统的办法就好像两个人吵架，争个面红耳赤，揭了黑幕的那个人难免还要得罪法院和政府。但，尽管如此，和受众有什么关系？受众不关心企业竞争，也无所谓谁是谁非。生活已经足够枯燥，谁还看那些义正言辞的公告声明？

　　加多宝的四副“对不起体”图片正话反说，把王老吉的国企基因、不思进取调侃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向公众示弱，向对手示强，笑着自揭伤疤示人的风度，较老吉通过法律打压的气度，显然技高不止一筹。

　　敏感的读者应该还能看得出来，上述两个例子都是在应对中反客为主。没错，在每个人都有微博，人人皆是记者的大环境下，“应对”变成了企业公关的常态，在“应对”中寻找出击的机会才有“正向传播”的可能。就好象下象棋，除了当头炮马来跳的开局，之后的每一步既是在应对又是在出击。应对棋局，应对棋手心理，伺机获取进攻时机。

　　谣言、传闻和偏激的观点是新媒体的特色，你无从得知何处会冒出传言、投诉和批评，“应对”就成了日常公关。

　　以前你可以搞定媒体、搞定写手、搞定主管部门。现在呢？一个匿名的微博帐号就能爆料，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像手机报那样向几万人群发信息。公关营销越来越被动。夸张地说，即便你搞定了中国3000多种报纸9500多种杂志和所有新闻网站，还有4亿微博用户你搞的定吗？3千万微信公共帐号你搞的定吗？分分钟就能搭建起来的科技类博客你搞的定吗？